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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族群不等于民族，也不等于种族，那么，以这三个律法如何来区分族群与民族呢。

[26]可以说，权力决断是形成法律秩序的微观节点，而权力决断与权力规训是权力运行的一体两面。关于警察权强弱的激辩，其实皆出自于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交互作用。

首先，在行政协助程序中，警察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各自负担着不同的行政任务，行政目的各异，而在联合执法中，警察的参与完全为着请求方之行政目的，与警察的法定任务相悖。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处分不服，则会牵涉到司法审查的主体。[33]根据某地《信访考核办法》的规定，赴京上访人次比上年下降10％，无赴京集体访的主要评分标准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的，每批1人扣1分，2人扣1.5分，3人扣2分，4人扣3分，5人扣4分，6-10人扣5分，11-20人扣8分，21-30人扣10分，31-50人扣15分，51人以上扣20分。[24]邓联繁、田飞龙：《新行政法与依宪行政》，《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93页。（一）立法与实践之上：警察强制措施的无序 警察的任务在于防止危害或者追查犯罪事实，因而，立法必然要赋予警察特定的强制权能以便其能够完成任务。

公职人员人格主体的特殊性以及机会主义本身的隐蔽性，决定了在委托代理的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必然性。完整的警察权控制应当包括对警察组织过程的控制。（一）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一直在行使一些基本的司法行政事务，如律师、公证、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事务。

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信访管理职能，对于信访人员的息诉罢访、信访案件的公正处理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实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司法行政机关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对于那些法学教育水平不高、师资匮乏、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等都无法达到合格级别的高校，可以暂停该学校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资格，并督促其限期整改。下面依次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一分析。不仅如此，随着信访工作逐渐被纳入法制的轨道，政府信访部门接受群众来信来访的工作也应逐步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

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境的罪犯，未来可以由司法部下设的司法协助局负责执行。直到1982年5月，原来由司法部负责的法律起草和编纂工作，才被划归新成立的国务院法制局。

而在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领域，法院既行使审判权，又行使对生效裁判的执行权。而对于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境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可以由司法部司法协助部门根据国际条约或者根据互惠原则，有效执行这类特殊的附加刑。为避免罪犯的合法财产受到任意剥夺，也为了防止其他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无理侵犯，有必要在将追缴环节纳入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将追缴违法犯罪所得的执行权纳入刑罚执行体系之中。而所谓与政府法律顾问有关的法律事务，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为各级政府充当法律顾问的角色，为其依法行政起到保障作用。

要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和优质高效，就应高度重视司法行政机关的作用，对其权力分配和机构设置作出全新的制度安排。三是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培养的专业化和精英化原则。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对那些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执行非监禁性刑罚措施，包括监督劳动、教育、治疗、考察、评估等各项矫正措施，同时对那些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社区矫正部门也负责进行执行。(八）政府法律事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的统一管理 根据司法行政事务与政府法律事务相统一的原则，未来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大对政府法律事务的管理力度。

又如，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目前仍然在行使刑罚执行权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权，造成事实上的审判权与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混乱。对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每年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士，国家司法官学院分院安排统一的司法研修。

经过这种定期的、动态化的审查和评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对各高校法学教育水平可以设置卓越、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若干级别。二是保证公、检、法三机关职能中立性的原则。

为贯彻权力分离与制衡的原则，有必要将执行权与审判权进行完全分离，也就是将刑罚执行权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这才属于实质性的司法改革措施。为此，公、检、法三机关本来行使的一些法律职能，实际造成其与案件发生利益牵连，以至于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都应被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前一模式，司法行政机关在管理政府法律事务的同时，还行使检察职能，也就是代表政府对犯罪案件行使刑事追诉的职能。未来可以考虑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放置在监狱内单独执行刑罚。在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与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究竟还要承担哪些新的司法行政事务呢？在笔者看来，公、检、法三机关目前承担的一些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可以转化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但在看守所归由公安机关控制的体制下，公安机关同时行使未决羁押权和刑事侦查权，这就造成未决羁押权无法保持基本的中立性，而不得不服务于刑事侦查的需要。

司法行政机关有必要推动统一法律服务体系的建立，并允许法律服务机构按照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原则从事法律服务活动，通过全面建立和完善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司法鉴定协会、法律援助协会、人民调解员协会、司法社会工作者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对法律服务行业进行全新的管理。可以说，司法部在管理法院、检察机关的全部司法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同时承担政府法务部的职能。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根据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情况，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来确定推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原则。但是，政府法律事务的管理职能并没有完全被转交给这个法制部门。

一旦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部门将恢复执行活动的进行。一言以蔽之，我们既应当站在司法改革的全局看待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也应当通过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来全面推动司法体制的整体变革。

这些改革所带来的职能分离，避免了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的过分集中，防止了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由同一机构行使所带来的职能冲突，有助于实现不同国家权力相互间的制约和平衡。另一方面也造成嫌疑人、被告人的超罪犯化，使其受到较之罪犯更为不利的待遇，使其辩护权利乃至人格尊严都受到不合理的剥夺。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和检察院的设置，对司法干部教育、训练，对司法干部登记、分配、任免，对全国诉讼案件种类、数量及社会原因之统计，对司法经费之厘定等事项，就都属于这种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与此同时，对于法院生效判处的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执行部门负责执行，必要时可以采取诸如查封、扣押、划拨、冻结、拍卖、变现等财产性执行措施。

所谓与立法有关的法律事务，主要是指法律法规的起草和编纂事务，包括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起草，对行政法律法规草案的提交和修改，对各行政机关所提交的行政规章和部门规则的审核和修改，等等。其次，那些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刑事处罚，包括死刑、罚金刑、没收财产刑，都应被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执行。

另一方面，应当全面推动法律服务协会的建立和完善，将部分行业调控职能逐渐交付法律服务协会来行使。例如，公安机关作为主要刑事侦查机关，仍然行使对拘役、管制以及部分附加刑的执行权，并利用其对看守所的管理权，将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放置在看守所进行执行。

经验表明，由法院、检察院对这些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进行自行管理，有助于实现法院、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的专门化，有利于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有效管理，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二）政府法律事务的统一管理者 在任何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司法行政事务机关，而多多少少享有对政府法律事务的管理权。

对于那些办学水平持续下降的高校，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公开进行警示。但无论如何，这种由侦查机关自行设置司法鉴定机构的制度安排，仍然会带来自侦自鉴的问题，使得司法鉴定成为侦查活动的附庸，而失去基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甚至丧失司法鉴定之作为法庭科学的基本品质。目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机构一般设在共青团、高校、非营利性组织等之中，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工作。这种内部审执分离既无法解决结构性的执行难问题，也无法解决由于审判权与执行权集中在法院所带来的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甚至难以避免制度性的执行腐败问题。

作为一种旨在剥夺罪犯生命权的极刑，死刑的执行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监狱负责执行。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参照借鉴和移植前苏联的司法体制的一种结果。

为了顺利将看守所成建制地转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看守所制度的改革需要有进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保障。在一定意义上，司法部长就是中央政府的总法律顾问，对于政府的所有行政管理活动负有法律保障责任。

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的情况，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同时，我国法律建立了违法犯罪所得的追缴制度，但并没有将其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也没有对其执行建立较为完善的程序保障机制。